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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监狱:郡县制的基层司法标本

发布时间:2016-08-03 16:41:02 发布人:宝天曼管理员
 2007年10月24日,晚年以研究红楼梦而走红的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刚进内乡县衙,就先要参观监狱狱神庙。在参观中,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古本《红楼梦》第二十回有署名畸笏叟的批语:‘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并说明是在狱神庙中‘慰宝玉’。第二十六回又有署名畸笏叟的批语:‘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这都是在透露曹雪芹的《红楼梦》后二十八回的内容。茜雪作为宝玉的丫头,在第七回里出现,宝玉支使她去问候宝钗,到第八回发生了‘枫露茶事件’,宝玉醉后拿她杀气,她无辜被撵。从那以后一直到前八十回结束茜雪不再出现。但曹雪芹是使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手法,这个角色到了八十回以后,贾家败落,宝玉被逮入狱,却又出现;而且在狱神庙那一回,茜雪还‘呈正文’,就是说那一回里,她会成为主角。这是曹雪芹全书布局的一大特点。那么,在八十回后的某一回,茜雪‘方呈正文’;而这一回故事发生的空间,则是在狱神庙,‘狱神庙’三个字也一定是入了回目。那么狱神庙是什么地方?监狱里会有神庙吗?所供奉的又是什么神祇呢?我一直想在北京找到清代狱神庙的遗迹,始终不能如愿。今天我在内乡县衙的监狱里见到了狱神庙,真是不虚此行,是个意外之喜!”他回去之后,两次在《百家讲坛》中讲《红楼梦》,不但都讲到内乡县衙监狱里的狱神庙,而且《百家讲坛》还用了我们内乡县衙的狱神庙照片和皋陶塑像照片。刘心武在《狱神庙之谜》中讲道:“2006年10月,我到了河南南阳市内乡县,那里有一座保存得相当完整的清代县衙。这我是早就听说,也极想参观的。进入以后,发现那县衙果然‘五脏俱全’,与北京紫禁城并称‘北有龙头,南有龙尾’,也确实有其道理——是与清代最高权力运作中心配套的基层的权力运作中心的完整标本。它的仪门西侧有一偏院,院门两侧有狴犴的浮雕,狴犴是露着锋利獠牙的怪兽,古代把它作为监狱的图腾,让人见之悚然生畏。这就是所谓的南监。于是我马上想到:既有监狱,里面会不会有狱神庙呢?走进去细看,呀,果然有狱神庙!这可是清代的原物啊!曹雪芹笔下的狱神庙,应该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他最近出版的《刘心武续红楼梦》第九十八回《憨宝玉拘入狴犴门,顽贾环收进养生堂》和第一百回《狱神庙茜雪慰情痴,锦香院云儿护巧姐》,也是根据他在我们内乡县衙监狱中的所闻所见而描绘的。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历经明清,现有房舍280余间,占地4万多平方米。因为保存完整程度极为罕见,所以被专家权威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1984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因此有“天下第一衙”之称;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享有“北有北京故宫,南有内乡县衙”、“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美称。在内乡县衙保存着全国目前最完整的清代监狱,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还是内乡县公安局的拘留所,主要建筑都没有毁坏,保留了历史原貌,例如监狱房屋的砖头上都烧制有“城工”印戳,这是县衙工房监制“官砖”的原始标记。
    “县”这个行政机构“萌芽于春秋,雏形于战国,定制于秦朝”,是中国行政体制中唯一不变的“三千年一贯制”。 1974年1月27日,毛泽东有指示说:“我们现在还是实行郡县制,就是多了人民公社。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基本上还是郡县制。”发动评法批儒时,毛泽东写给郭沫若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治”。当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肯定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治体制沿袭了郡县制:“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而在历朝历代的郡县制结构中,“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所谓“王命不下县”,就是这个意思。县衙监狱则是我们研究封建社会司法审判制度的一个“历史标本”。因此,内乡县衙监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海内外众多研究中国司法史、监狱史的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内乡县衙监狱的建筑结构
    所谓监狱,《辞海》定义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罪犯的场所,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其实笔者更欣赏曾任国民党政府高级法院院长的赵琛所著《监狱学》中对监狱所下的定义:“监狱是依国法囚禁自由刑者所特设的公共营造物”。因为这个定义的特点是简明扼要,而且没有阶级斗争的标签。史载,清代县级官府所设监狱分别为内监(死牢)外监(普牢)和女监,其设置已接近近代监狱。监狱俗称南监,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监狱均位于衙门大堂的西南方向。在戏剧《七品芝麻官》中唐成唱词“我能叫南监草长满,也不让百姓受屈冤”,就是这个意思。
    内乡县衙监狱占地面积914平方米,建筑面积867平方米,建筑为独立院落,布局为南北走向,东西对称、布局严谨、矮小阴森。内乡县衙开放前,为县公安局拘留所。这15间砖木结构单檐底矮灰瓦房进行鉴定,这15间房子都非常低矮,与一般民房有很大出入,根据康熙本《内乡县志》所载内乡县城图,历史上的县衙监狱应该就在这个位置。清末民初在内乡县衙当过师爷的耄耋老人回忆,确认这里就是清代老监狱。1991年8月,河南省古建研究所所长杜启明,在县衙大堂的西南侧,对县衙监狱进行鉴定,再次确认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清代县级监狱。杜所长在考察后喜悦地说:“这太好了,这一下填补了我国封建社会县级监狱的空白,它是全国目前为止发现唯一的一座清代县级监狱。”经过县衙工作人员多方考察,挖掘整理资料,一座清代监狱的原貌完整呈现在人们面前,先后展出了普牢、死牢、女牢、狱神庙、刑法展、刑具展等更加充实了监狱的文化内涵,成为内乡县衙的又一个亮点,使前来参观的游客称赞不绝。
    走入内乡县衙监狱,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砖门结构的单坡面大门,大门上方有两个醒目惊心的大字——监狱。门前的装饰是狰狞让人恐怖心惊的砖雕“狴犴”头像。明代杨慎的《升庵全集》载:“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狱门。”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龙的四子狴犴,生性好打抱不平,且能断狱。所以在古代监狱的大门上,都会有狴犴镇守,有勿枉勿纵之意。因长的面目狰狞恐怖,特让其看守监狱大门,以此来震慑犯人。
    监狱建筑群的首部建筑是狱神庙。它座北朝南、硬山单檐出前檐三间的狱神庙,占地面积70平方米。建筑高大宽敞于其它正间所有建筑。狱神庙正间敬有威严的皋陶坐姿塑像,是中国监狱的创始人。《汉书•胡建传》等典籍也有“皋陶作刑”、 舜命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等记载,传说他养着一只神兽獬豸,善辨是非曲直。皋陶请神兽参加审判,所以赏罚分明,因此被后世尊奉为狱神。关于皋陶造狱的传说和记载也很多,例如《广韵》有“狱,皋陶所造”、《急就章》有“皋陶造狱法律存”等。中国历史上曾经广泛地长期地流传着原始社会末期“皋陶造狱,画地为牢”的传说。从西汉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各地监狱普遍尊奉皋陶为狱神,建庙设像以示崇敬。万安中的《中国监狱史》说:“皋陶造狱的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某些侧面。”狱神庙东西两边的后墙上绘有巨幅“画地为牢”和“众犯人跪拜狱神”的壁画,步入狱神庙给人一种畏而敬之的感觉。《内乡通考》记载:每月初一、十五或狱内发生重大事情,犯人和狱吏都要到此举行活动,祈求狱神保佑。
    狱神庙东侧紧靠大门是座东面西两间面积30平方米的狱卒值班室,为硬山单檐砖木结构。对面西侧两间是刑讯室,主要是在此用刑具行刑逼供的地方。此建筑座西朝东,为硬山单檐砖木结构。此院称之为狱神院,在院内保留着一眼水井,井口特别小,后经鉴定这是供犯人饮水所用。旧时监狱内的水井上面都压着一块大石,有圆的,也有方的,石中间挖一圆孔,只能放下一个很小的提水桶,这主要是防止犯人投井自杀。
    普牢房9间,紧贴狱卒房南山墙,座东面西一排5间,对面座西面东一排4间,普牢院门座南面北占地面积135平方米。牢房又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牢、普牢和女牢。强盗和斩绞的重犯俱禁在内监,军、流以下的人犯俱禁在外监,妇女犯罪俱禁在女监。女牢房,在狱神庙西侧紧靠刑讯室南山墙,座南朝北 ,占地面积25平方米普牢和女牢院均在一直线上,朝向狱神庙,意为让犯人早日受教改之。
    普牢、女牢、死牢建筑均为硬山裹檐砖门结构,房屋低矮、阴暗潮湿,所有房门都不足1.5米高,犯人出入须低头才能进出,否则碰头之伤,其含义为“低头认罪”。
监狱的管理也有一套完备的制度。犯人一旦入狱,除了老幼废疾之人,将会根据所犯罪行轻重,佩戴相应刑具。为防止消息传递与越狱,纸、笔和刀刃、棍棒等物严禁带入监狱。法律也明确禁止狱政管理者与囚犯私相授受。如果因管理不善发生问题,则要追究主事者的责任。这套管理制度从隋唐一直至清末,相沿不改。
    在衙门之中,还有一处执行监狱功能的羁押所——班房。现代语汇中,所谓“蹲班房”也可与“蹲监狱”等同。但是班房并非监狱,而是差役们的办公室。为了方便审案,节约时间,地方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之犯罪嫌疑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这也成为衙役们最好的盘剥工具。在班房之中,一张床位也要五十文,吃喝都要自费,对于穷人而言,其待遇甚至不如牢房。
内乡县衙监狱的陈展情况
    内乡县衙博物馆经过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决定以实物、雕塑、图片和文字等综合手段,向社会各界和广大游客展示古代监狱。自1984年对外开放以来,还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实物不断予以修改提升,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观众和游客的青睐。
    一、《古代刑法展览》
  《元典章》卷40载,大德七年朝廷文书说:“推鞠刑狱大与其他庶务不同,诸囚事发之源。起自巡尉司县官吏公明廉政者固亦有之,然推问之术少得其要,况杂进之人十常有八九,不能洞察事情,专尚捶楚,期于狱成而已。甚至受赂枉法变乱是非,颠倒轻重。欲使狱无枉滥,其可得乎?兼囚徒所犯小则决刺徒流,大则人命所系,不加详审,害政实深。”
    古代司法之残酷和黑暗,在内乡县衙监狱展览中,有形象的展示。监狱普牢左边四间房屋,以25幅烙画的形式,展出了古代部分刑法。所谓刑法是指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对犯人实行惩罚的强制之法。刑和法是有区别的,刑指肉刑、死刑,罚指从体罚或金钱赎罪。该展览重点介绍我国古代“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同时,对不同时代的酷刑也作以展示,如车裂、凌迟、抽肠等刑法其名目之多,手段之狠、受害之惨,令人触目惊心。特介绍部分酷刑:
斩刑:古代酷刑之一,始于春秋,有腰斩、斩首之分,隋定死刑为斩、绞两等,明清两代在死刑中加有凌迟。
剥皮:古代酷刑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将贪官处死后剥皮实草置于衙门,以儆效尤。
车裂:古代酷刑之一,将罪人的头和四肢绑在方向不同的五辆马车上,把人体撕裂,有时以马代车,故俗称“五马分尸”。
汤镬:古代酷刑,始于春秋,行刑时将罪人投入铁镬滚开的油或水中活活煮死,俗称“下油锅”。
抽肠:古代一种酷刑,始于春秋,将罪人大肠抽出绑在马身上,驱马疾驰,抽尽毙命,历代沿用、明多施之。
腰斩:古代一种酷刑,既将人从腰部斩断致死,始于春秋沿用至明清。如清代科场案就有多名作弊大臣被腰斩。
劓刑:古代一种酷刑,用刀割去鼻子,始于商周,多用于惩罚违抗国君命令、谋反、奸淫、偷盗等罪。
挖眼:古代法外酷刑之一,挖去人的双眼,亦称挟目,多用于惩罚逃跑的罪人,始于战国,历代沿用。
凌迟:古代酷刑之一,俗称“千刀万剐”即脔割受刑者肌肉、肢解肢体,使其缓慢死去,始于五代,终于清。
刖刑:古代酷刑之一,又称剕刑,周代五刑之一,视罪之轻重,有断去一足或双足之分,汉以后该刑废除。
剖腹:古代酷刑之一,始于商代后统治者多以此刑取心祭奠或残害孕妇剖腹验胎,该刑多为法外之刑。
宫刑:隋以前五刑之一,为残害男子生殖器官、破坏妇女生殖能力的刑罚,始于商周,沿用至明,适用于惩罚谋反、叛逆及奸淫等。
二、《刑具与死牢展览》
    本展室是部分刑具展览,展出打手凳、脚镣、站笼、木枷等。脚镣是防止犯人逃跑,,很重并且两脚之间的连接很短,犯人难以迈开步伐逃跑,并且走动的时候有声音。金属脚镣用于束缚犯人双脚使其不能走快的警用狱用器械,通常由镣环和镣链两部分构成。使用方法是将镣环套在犯人的双脚脚踝上,镣环上配有锁具或铆钉孔,可以通过锁住锁具或者在铆钉口钉死铆钉将镣环固定在犯人双脚上,使犯人不能取下自由行走。镣链是连接双脚镣环的金属链。普牢右边5间是一组泥塑,形象展示了“笞、杖、徒、流、死”五刑。
    在死牢里放置着一块1995年县衙博物馆在修复县衙狱房时出土的,礅石为方柱形青石,宽34厘米,厚33厘米,正面偏左处刻有“匪类墩”三字,楷书,右侧中部有圆孔,径5厘米,为穿系铁链的穿孔,重约百余斤,此石名为“匪类墩”,顾名思义,“匪类墩”是锁禁命盗犯人的专用器具。旧时衙门捕捉人犯。先羁押在班房待审,这班房就犹如今天的拘留所。因此,人犯捉来之后,特别是命盗人犯反抗力强,必须用铁链拴绑于石,使他不能脱逃。有时外来过境押解犯人,路宿内乡,没专门地方关押,也可锁于匪类墩,不管盛夏严冬俱是如此,第二天一早,解差同管狱人解开人犯,继续上路。
    游客通过展览了解历史,区分文明和野蛮,识别美善和丑恶,认识古代司法之严酷,认识社会之进步。
县衙监狱与清代监狱黑幕
   按照同治《内乡通考》等志书中记载:衙役则每月一两,而狱吏每月只有工食银半两;这还是在册的狱吏,而不在册的“临时工”连“基本工资”也没有,但愿意当狱吏者仍趋之若鹜,他们虽然收入这么低,但大多还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种种关节要来县衙当差,主要是靠山吃山,用各种陋规来增加收入。
   清朝方苞因为文字狱而入狱,他了解到监狱里的黑幕,让方苞吃惊的是,为了增加敲诈钱财对象,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把与案件稍有牵连、沾点边的人统统抓进来,“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他们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折磨得“呼号达旦”无法忍受,接着诱劝倾家荡产交纳大笔保证金,一交来他们就私分,接着对贫穷无钱取保的人加倍折磨,以此警告不愿掏钱的人。结果是“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罪魁祸首只要有钱取保,反而逍遥狱外,而众多涉案者和证人却被活活折磨死了。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了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心态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犯人同是被捆绑,如果没钱贿赂,他们就在捆绑时把筋骨折断,甚至造成终身残废!同是遭受板子、夹棍刑讯,但因贿赂钱数差别大,造成伤害的后果差别就也非常大:“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狱吏们赤裸裸地勒索死刑犯,说:只要拿钱就一刀刺心,让你少受些罪;如果不想拿钱,那就先砍下四肢,故意让你的心不死,多受些罪!他们威逼那些该执行绞刑的人说:拿钱了一次就能绞死你,不拿钱三次也绞不死!为了早死少受罪,死刑犯们要拿出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贿赂这些家伙。甚至判为“斩首”的死刑犯,他们“犹质其首”,继续敲诈!刘镛《息讼歌》曰:“听人刁唆到衙前,告亦要钱诉亦要钱;差人奉票又索签,锁亦要钱开亦要钱;行到州县细盘旋,走亦要钱睡亦要钱;约邻中正日三餐,饮亦要钱抽亦要钱;三班衙役最难办,审亦要钱和亦要钱;自古官场最难缠,打亦要钱枷亦要钱;唆讼本来是奸贪,赢亦要钱输亦要钱;……何不人人息讼端,此亦休缠彼亦休缠;永躲是非到官前,官亦喜欢民亦喜欢。”
    《 狱中杂记》透露:只要肯掏大价钱,狱吏们竟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有狱吏对判死罪的贪官说:给我千金,我让你活!贪官问:你用什么办法让我活?狱吏说:这事不难!在判决书封奏之前,我把同案犯中没有亲戚家人的单身汉的名字和你换换位置!贪官问: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狱吏说: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暗暗叫苦而不敢声张,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狱吏们胆大包天胡作非为,气焰之嚣张,局外人简直无法想象!
      从内乡县衙监狱看司法的时代进步
一、从“严刑逼供”到禁止“屈打成招”。
     清代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包括通缉在内是三年零四个月;超过期限而未破获,官吏要受处分。若有意隐瞒、遮掩、拖着不办理,如告发,或是上司查访出来和其它悬案破案时附带破案,依照规章条文,受理官员应当予以革职。知县破案心切,但古代侦破案件手段落后,加之专制时代司法观念,导致严刑峻法,“重刑之下,何求不得?”碰上昏庸无能的知县,草菅人命便不足为奇,屈打成招制造许多冤案。即以内乡县衙主持营建者章炳焘为例,光绪十八年以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任内乡知县九年,冬设粥厂以赡贫乏,招募捕盗营以缉奸宄,且秋涝而备渡船,丰稔而积仓谷,驸城而增义塾,种种善政,卓然有古循良风。但他“惟刑罪过严,堂讯时往往一笞数于,甚而有立毙杖下者,揆之人道主义未免有憾。”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经过著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之后,更是严禁刑讯逼供。
二、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
    内乡县衙关于审理案件有副名联“令行无亲法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这是中国司法从“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历程中的一个证据。
所谓“疑罪”是一种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给犯罪嫌疑人所确定的罪名。它与“有罪推定”司法原则有关,例如唐代对疑罪有较为完整的规定,唐律的最后一条即是“疑罪”。宋刑全盘接受唐律中有关疑罪的内容,宋刑则称之“疑狱”,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虽然不再设有疑罪,但有罪推定的原则已根深蒂固,许多无辜之人因此而陷入囹圄,蒙受冤屈。《大元检尸记》和《元典章》等典籍中的冤案错案,80%以上都是都有县衙官吏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推定和玩忽职守受罚的案例。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求司法机关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裁断是非。
三、从“赢捐输罚”到“司法公正”
    章炳焘主政内乡时“政清人和”,老百姓评价甚高,乃至他晚年在开封盆病交加时,携带女儿到内乡筹款度日;内乡父老慷慨解囊相助,章炳焘老泪纵横,女儿下跪拜谢。但内乡县志记载,他修建内乡县衙经费严重短缺,就在司法判案时采取“赢捐输罚”的办法筹款。即凡来县衙打官司,双方都要给章知县掏钱:赢了官司的他说你出了气得了理,把赢官司的钱捐给我修县衙吧!输了官司的则重罚,罚款也归章知县,拿来修县衙。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巧夺豪取”司法不公。其实在中国司法史上,这种现象并非一例。
四、从“司政合一”到“司法职业化”
    元人荣肇在《民牧论》中说:“县令,牧民之微员耳。其信卑,其事繁,其责重”。而胡祗遹在《送胡县令之任序》中则说:“县令之职亦难矣!下抚养疲民,御文法吏,上奉承州府部省,事无钜细,一一身任,其责失节则罪,愆期则罪,民冤不能照雪则罪。”在传统的司法体制中,从未设立独立的司法机关,以行政兼理司法,致使审判不公。即在州县一级,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合二为一。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司法审判人员。行政兼理司法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行政官员不谙法律,适用法律时任意曲解、误解法律条文。行政官员特有的命令性思维导致在审讯中不是通过调查取得证据,而是通过讯问获得口供;行政管理模式决定了司法官员以服从上司来代替司法审判的独立。行政兼理司法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司法腐败、法制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
    内乡县衙监狱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它见证了七百多年的中国监狱和司法历程。元代的《潞城县尹吴公去思碑》则说:“我朝官制,自中统建元,颇慎推州县之寄。尚或非其人,秩未满,而为土人告讦者十三四,幸免者半,无毁无誉者十一二。”司法行政合一的弊端,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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